基于此，作者建议，智能电网与超级电网的发展，要做到严格的地理区域上的区分战略，特别是中短期内。二者在同一个市场竞争的结果往往是此消彼长的，从而造成技术锁定的风险。对于智能电网发展，作者建议要重新定义基础设施的定义，不能仅限于网络与线路，要确保充足的智能电网投资。
由于中国与丹麦的国家特点、发展起点、社会经济环境等诸多方面迥异，这一研究的含义及对我们的启示需要进一步探讨。
同打比方不是一种论证方式一样，做比较也不是可信的论证方式，可比性的有无是个问题，仍旧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特高压的争论，无论是与德国800公里超高压线路还是高铁去比都是这样。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。
问题之三：我国智能电网与超级电网是否兼容？
电网的发展，涉及到的经济、能源等不确定性必须得到显性的考虑。电力输送规模越大，需要与之配合的资源就越多，要求越高，而不匹配的可能性也会越大，这是所有重大基础工程的共同特点。过去，我国二滩水电站的消纳困难是一个典型的案例。而每年，为了保证三峡水电的消纳，同样需要花费巨大的技术、人力与其他资源。
未来，经济的发展、人口的增长、不同能源的价格、技术的进步与重大突破等因素都会影响到输电受入地区的电力需求，以及需要受入电力的规模。其中的不确定性极大，甚至成为输电省份还是受电省份都存在着诸多可能。重大的电网输送工程建成，成为“烫手山芋”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。在这一点上，“科学把握未来发展趋势”几无可操作性，“对一个地区定位”的过时做法出错成本非常之高。比如，为何仅基于能源资源禀赋定位内蒙古为能源基地，而不是基于其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、地理位置定位为生态保护基地，成为基地相比分散的布局，有何规模效益可以发挥？
以“弃风限电”问题为例。就解决风电的弃风而言，长距离输送的确是解决方案之一。远距离输送作为重大能源工程，其如果建成并最终投入使用，必然成为需要保证高负荷率的“政治工程”，将在东部电力系统参与实时平衡，将极大的消耗东部省份的调峰备用资源，使得东部地区的“廉价可得”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失去足够电网资源的支撑。
这一风电的发展形态如果形成，意味着高昂的能源供应成本，系统形态将进一步锁定在大范围调配、投入大量资源保障供应与安全上。从这一角度来讲，笔者倾向于认为，我国超级电网与智能电网下的分布式电源发展尤其是冲突的。
在这方面，需要更新关于何为“资源”的观念。关于中国的资源特点，“富煤缺油少气”是一个常用的表述，而对于风电与太阳能资源分布，也有“主要在西北地区”的表述。这其实只是技术资源量的表述，类似“北非的太阳能可以满足欧洲的全部需要”，“太阳能辐射是人类需要能源的100倍”之类的表达，缺乏“经济资源量”的考量，而后者往往是更关键的。
因为资源是否有价值，在于其能否实现有效的利用。目前全国范围内可利用的低风速资源面积约占全国风能资源区的2/3，且均接近电网负荷中心地区。京津冀地区低风速资源到处都是， 太阳能资源比较优质，年利用小时数大部分地区可以达到1800-2000小时，这远优于以发
展分布式光伏著称的德国的大部分地区。这种资源的利用无需付出较高的能源输送成本，在经济意义上“好于”西部的风电与太阳能资源。
同样，西南地区的水电如果不能低成本的外送，也不能称之为好资源。未来，进口煤炭的竞争力将越来越强，而环境资源的稀缺性的限制也会压制煤炭租金进一步下降，这会使得西部的煤炭资源的价值进一步降低。而由于埋存条件、基础设施、运输条件等限制，其开采成本会越加高昂。中国“富煤”的说法已不是一个经济意义上的说法。
问题之四：理顺价格信号对认识优劣尤其关键
